10
查尔斯顿
1980年12月17日,星期三
街上孩童的打闹吵醒了索尔,他有好几秒都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。这里不是他的公寓。他躺在窗边的一张沙发床里,窗上挂着黄色窗帘。他短暂地回想起了罗兹的老家、孩子们的欢笑……斯特法和约瑟夫……
不,那些叫声是英语。查尔斯顿。娜塔莉·普雷斯顿。他想起自己讲完了故事,突然尴尬起来,就像那个年轻的黑人女孩看到了他的裸体一样。为什么他会告诉她那些事?都过去这么多年了,为什么……
“早上好。”娜塔莉从厨房中探进头来。她穿着一件红色运动衫和一条看起来很柔软的牛仔裤。
索尔坐起身,揉了揉眼睛。他的衬衫和裤子整齐地放在沙发扶手上。“早上好。”
“鸡蛋、熏猪肉、烤面包可以吗?”她问。空气中传来新焙咖啡的味道。
“听上去很诱人。”索尔说,“只是我不吃熏猪肉。”
娜塔莉手握拳,做了个敲头的动作,“我真笨。”她说,“宗教禁忌,对吧?”
“我胆固醇高。”索尔说。
他们边吃早餐边聊琐事——纽约的生活,圣路易斯的学校,南方的成长经历,等等。
“很难解释为什么,”娜塔莉说,“但黑人在南方反而比在北方生活得更轻松。这里仍然存在种族歧视,但是……我不知道怎么才说得清楚……情况在发生变化。也许是因为这里的人长期同黑人打交道,久而久之便坦诚相见了。而在北方,白人对黑人仍然残酷而吝啬。”
“我并不觉得圣路易斯是北方城市。”索尔微笑着说。他吃完了最后一片面包,啜了口咖啡。
娜塔莉大笑起来。“但它也不是南方城市。”她说,“只是个中西部城市,更像是芝加哥。”
“你在芝加哥待过?”
“今年夏天去过那儿。”娜塔莉说,“父亲托《芝加哥论坛报》的一位老朋友,给我谋了份摄影方面的工作。”她沉默下来,盯着自己的咖啡杯。
索尔柔声道:“很难受吧?你本已忘了一个人,却又在不经意间提到这个人的名字,于是所有的回忆都汹涌而来……”
娜塔莉点点头。
索尔透过厨房窗户望着矮棕榈的叶子。窗户开了条缝,暖风从纱窗中吹进来。他简直不敢相信,现在是十二月中旬。
“你接受的是教师的系统培训,”索尔说,“但你最爱的却是摄影。”
娜塔莉再次点头,起身给两个咖啡杯里加满咖啡。“这是父亲和我达成的协议。”她说,这次露出了笑容,“如果我答应他,接受他所谓‘诚实劳动’方面的培训,他就继续帮我摄影。”
“你会去当老师吗?”
“也许吧。”娜塔莉说。
她再次对他笑了,笑容温暖而羞涩。索尔察觉到她有一口完美的牙齿。
索尔帮她洗早餐盘,擦干净,然后两人倒上新鲜咖啡,来到狭小的前门廊上。路上车流稀少,孩子们的欢笑声已经听不见了。索尔意识到今天是星期三,孩子们此刻应该在学校了。他们坐进白色藤椅,面对彼此,娜塔莉肩膀上搭着一件薄毛衣,索尔仍然穿着昨天那件灯芯绒西装夹克。
“你说还要继续讲故事。”娜塔莉静静地说。
索尔点点头。“你不觉得第一部分很神奇吗?”他问,“不是疯子的疯话?”
“你是精神病医生。”娜塔莉说,“你不会是疯子。”
索尔朗声笑道:“说到这个,故事可多了……”
娜塔莉微笑着说:“先将昨晚的故事讲完。”
索尔陷入沉默,看着杯中打着旋儿的黑咖啡。“你从上校的手上逃脱了。”娜塔莉提醒道。
索尔闭上眼睛,一分钟后才睁开眼,清了清嗓子,讲述起来。他柔和悦耳的声音中不带任何感情,顶多只有那么一丝淡淡的悲伤。
几分钟后,娜塔莉闭上眼睛,想象着索尔描述的画面。
“1942年冬天,波兰犹太人没有一个真正意义上逃脱纳粹的魔爪。我有几个星期都在罗兹北部和西部的森林中徘徊。我脚上虽然不再流血,但不可避免地感染了。我抹上苔藓,裹上破布,继续蹒跚前进。我身侧和右大腿上的伤口火燎般疼了几天,然后就结痂了。我从农舍中偷食物,远离公路,躲避森林中活动的少数波兰游击队。游击队杀起犹太人来同德国人一样不眨眼。
“我都不知道那年冬天我是怎么活下来的。我记得,有两户农民——他们都是天主教徒——允许我在他们谷仓的稻草堆中藏身,还在他们食不果腹的情况下给我送来食物。
“开春后,我继续向南,想去克拉科附近默什叔叔家的农场。我没有身份证,但我加入了一队回家的工人当中,他们刚在东部战线为德国人修了防御工事。1943年春天,形势已经非常明朗:苏联红军不久就会进入波兰。